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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工娛樂

            為什么說公平正義是法治的生命線?

            來源:新華網
            2022-10-09 10:25

            原標題:為什么說公平正義是法治的生命線?

            十年非凡成就,蘊藏深刻啟示。如何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新華網聯合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高端智庫,推出“思客講堂·黨校公開課(第三季)”《以“理”服人:十年的十個“為什么”》。十位黨校青年教師通過十集理論短視頻,帶你探究非凡成就背后的“中國密碼”。本期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教研部副教授金成波,講述為什么說公平正義是法治的生命線。

            演講全文:

            大家好,我是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的金成波。

            我們先看一個真實的案例。2020年4月,宋某和周某兩個人相約打羽毛球,在打球的過程中打得比較激烈,周某大力扣殺,宋某躲閃不及,導致宋某的右眼受傷。宋某來到醫院,醫院診斷他是右眼外傷性人工晶狀體脫落,矯正后的視力0.05,接近失明,花去的醫藥費7000多元,事后宋某把周某告上法院。

            大家認為在這個案件里,周某是否應當進行賠償?宋某認為周某明知道他年齡較大,行動緩慢,右眼曾經還受過傷,但是依然大力殺球。雖然不能說周某存在故意,但是肯定存在過失。因此要求周某對他進行賠償。法院審理后,當庭判決駁回了原告宋某的全部訴訟請求。法院為什么這樣判?因為這樣判符合法律的規定。

            這個案件發生在2020年4月,但是2021年1月1號,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正式施行。(2021年)1月4號法院對這個案件進行裁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法典時間效力適用的司法解釋,援引了民法典進行判決,具體援引了民法典自甘風險這個條款,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第一款規定:“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p>

            由此法院審理認為宋某是自愿參加的具有一定風險的對抗性的競技比賽,因此他就是自甘風險行為。

            這個案件判決之后,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主辦的“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1年度十大案件”,這個案件最終入選。這個評選得到1.2億網友的投票參與,這個案件最終的入選也表明它的判決結果體現了公平正義,推動了法治進程。

            自甘風險案件它是一個個案,但是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個的個案,構成了老百姓內心深處對于公平正義最直接最樸素的感受。應當說個案的一小步就意味著法治進程的一大步。我們黨歷來重視法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戰略全局出發,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廣度謀劃法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深度踐行法治,法治中國建設開辟了新境界。

            我們黨歷次的四中全會多聚焦于黨風建設,而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則落腳于依法治國,以此作為全會的主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公平正義是法治的生命線,可以說公正與否直接決定著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成敗。公正是法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如果沒有公正,那也就沒有法治,違背公正也不是法治,法治的公正包括立法公正、執法公正以及司法公正。

            下面我挨個來講一講。第一點,談一談立法公正。立法公正是法治公正的起點,具體體現在立法的數量和立法的質量上。首先是立法的數量,一個成熟的社會必須有充分的制度供給,這個制度供給首先就表現在有足夠的法律制度供給。當前我們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蓬勃發展,比如說國家監察制度、國家安全制度,還比如說新業態,像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等。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都需要立法的引領和保障。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那打頭的就是“有法可依”。

            統計一下,從黨的十八大開始,一直到2022年4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四次會議,在這個期間我們共制定的法律68件,修改的法律234件。我們現行有效的法律達到292件,這個成績還是非常驕人的。因為和十八大召開之前,過去的十年相比,我們新制定的法律比過去的十年增加了1/3,修改的法律比過去增加了(近)2倍,可見我們的法律供給更加地充足,更加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這是立法的數量。

            另一方面是立法的質量,人民群眾對立法的期待已經不僅僅是有法可依,而是要有良法可依,是我們的法好不好,管不管用。那么如何保障立法的質量?那得進行程序控制,具體體現在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以及依法立法。應當說這些年我們的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總體來講做得很不錯,科學立法是世界難題,即便是法治發達國家,他們的科學立法也在不斷地探索。所以這些年我們通過立法前的論證,立法過程中的調研,以及立法后的評估,通過各個環節的完善來確??茖W立法。

            法治公正的第二點是執法公正。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點那就是法律制度得到有效的實施。嚴格規范公正文明的執法,不僅事關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也關乎我們黨和政府的法治形象。

            所以圍繞如何推進公正執法,十八大以來,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決策部署,比如說我們推進綜合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我們推進執法的全過程記錄,執法的公示制度,對于重大行政執法決定要進行法制審核,還在一些重點的領域開展了專項執法活動。通過這些改革,我們執法的規范化建設有了很大的提升,過去執法不文明不透明的現象都明顯減少了。

            另外在微觀的制度設計上,我們也非常注意體現執法的公平正義。比如說作為行政執法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律依據,那就是行政處罰法。早在1996年我們就制定了行政處罰法。2021年的時候,行政處罰法迎來大修,《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不存在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這個是新的行政處罰法一個亮點,就是講以后進行行政處罰,要考察當事人的主觀狀態,看你到底是故意還是過失或者沒有過錯,那無犯意則無犯人,如果沒有過錯,就不應該對人家進行處罰。

            但是過去我們的行政處罰法不是這樣處理的,過去我們只看只要有違法的結果,那就對他進行處罰。那如果這樣操作,在實踐中就有問題,比如說廣東東莞曾經發生一個案例,網約車司機出來拉活,然后一家四口他們打車,上了車之后乘車人里面有一個嬰兒,他就開始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司機見狀連闖三個紅燈,把他們送到醫院,讓這個孩子得到及時的救治,但是事后也面臨問題,那就是他闖了三個紅燈要對他進行處罰。各位覺得這種情況是否應該對他進行處罰呢?我想大多數人還是認為不應該處罰。因為如果處罰,那可能以后我們就都不敢見義勇為了,所以后來交警也調取了錄像,了解了情況,就把這個處罰撤銷了。所以這個是關于執法公正。

            法治公正的第三點是司法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因為犯罪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公平正義是司法的靈魂。從十八大(報告)提出來“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到十九大(報告)提出來“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目的就是要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通過這些改革,我們的司法公信力不斷提升,對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舉個例子,刑法上的正當防衛制度,在司法實踐中這個制度運行并不好,主要問題就是要求過于嚴格,尤其對于防衛人的要求過于嚴苛。

            比如曾經有人舉例子來形容,以前怎么樣才能構成正當防衛。說假設張三手持兇器追打李四,這個時候舉起兇器沒有落下,請問能不能防衛?答案是不能,因為還沒有打你,如果防衛只能構成假想防衛;如果兇器已經落下,把人打傷,這個時候請問能不能防衛?答案是也不能。因為如果防衛只能構成事后防衛。請問如何才能構成正當防衛呢?那就是兇器舉起來,正要落下,說時遲那時快,把這個兇器搶下來,然后把你(加害人)打傷,這才能構成正當防衛。

            當然這個說法比較夸張了,但是也表明以前我們要想構成正當防衛是非常困難的,我們法律不能強人所難,所以我們講正當防衛必須從防衛人的角度設身處地地來考慮這個問題。

            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一批關于正當防衛適用的指導性案例,來對司法實踐進行糾偏。然后一些社會關注度比較高的案件,比如說“山東聊城辱母案”、“江蘇昆山反殺案”,還比如“云南麗江反殺案”等等,這些案件最終都被認定為構成正當防衛,這些案件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

            大家充分討論,社會的民意已得以充分地釋放,捍衛正當防衛權利,鼓勵見義勇為,也越來越成為社會的共識。司法機關不只是在個案上進行調整,在制度上也進行調整。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有公安部聯合制定了《關于依法適用正當防衛制度的指導意見》,以司法解釋的形式總結歸納了正當防衛制度,司法適用的規則。最高司法機關通過這些積極的能動的釋法活動,有力地促進了正當防衛制度的價值實現,體現了公平正義。

            再舉個民法上的例子,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整個的社會生產生活都受到影響。那么在疫情暴發期間,如果合同不能履行,如何適用法律?疫情暴發之初,全國人大法工委發言人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講到,說疫情是一場公共的衛生事件,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疫情防控措施,那由此導致合同不能履行,屬于不可抗力事件。根據民法典的規定,如果構成不可抗力,雙方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那是不是疫情期間所有的合同不能履行,都能夠構成不可抗力呢?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舉個簡單例子,一個商鋪的租賃合同,雙方簽訂的合同期限是10年,不能僅僅因為一段時間的經營不善,就主張解除合同,但是因為疫情,可能承租人確實也受到損失,如何處理這個矛盾?如何調和這個矛盾?這時候可能就需要引用民法對于“情勢變更”這個制度的規定。

            我們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條規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礎條件發生了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無法預見的、不屬于商業風險的重大變化,繼續履行合同對于當事人一方明顯不公平的,受不利影響的當事人可以與對方重新協商。所以這個規定就能解決我們上面說的這個問題。出租方和承租方雙方坐下來談一談,把租金往下降一降,這樣對雙方都好。比如對出租方,疫情期間房子本來就不好出租,房租減一點,但是依然有收益。對于承租方來講,房租降下來,成本也降低了,可以繼續經營,等以后有機會再東山再起。

            所以以上講法治公正,包括立法公正、執法公正以及司法公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牢牢把握社會公平正義這一法治價值追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個案是一個時代的符號,但是就是一個一個的個案,構筑起老百姓心目中法治信仰的基石,就是一個一個的個案,勾勒出法治中國建設砥礪前行堅實的足跡。


            責任編輯: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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